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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位置”与“思成德诗”——“中国歌德学会”会长叶隽在歌德学会年会上的总结发言

 叶隽

     感谢前辈、同行和领导的厚爱和信任,我想让我来当接这个会长,主要还是表现出学术传统“薪尽火传”的必然过程,也激发起后来者在追求真知过程中“高山流水”的向真伦理意识。前辈学者对后代学人的认同和鼓励,会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后来者,该如何在这求知向真道路的漫长接力赛中沉稳地走下去。设若如此,对后辈学人来说,最要树立的,就是学科史自觉和学术史意识。
       歌德研究无论在德国,乃至在世界,都是一种显学,更是一种代表具有文学、哲学与思想高度的学问。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哲思与诗思各有所长,不必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我坚信的是,德诗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可以凭借的大本营和学术出发点,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德国,只有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那这座圣城的最高端灯塔——就是歌德的思想。至少对我而言,写作无非草稿,研究仅是练兵,只有在大量的阅读、思考乃至实践、关怀等基点思路的相互作用下,才可能使得自己的学思稍进一步。学海无涯、知海有舟,我相信,对于德诗富矿的开掘而言,一切仅是开端而已,凭借德国精神极为富有的矿藏资源,我们完全有可能将中国现代学术与思想推向崭新的境界。设若如此,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学术所标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将伴随我们的攀援过程,真地成为中国学统的真风骨!
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歌德学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乃至学统,但经由一代代学者的努力建构,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歌德学已经由前辈积淀下大量的宝贵财富,而且这也制约了后来者前行的步履。杨丙辰、宗白华一代筚路蓝缕期的智慧之光;冯至、李长之一代奠定学统的文字激扬;叶廷芳先生、杨武能先生先后荣获国际歌德学会的荣誉会员、金质奖章,都是很好的标志。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学术也是大浪淘沙,外在的荣名光环固然是耀眼夺目,但在铅华散尽之后,留下的仍然必将是学术史大浪淘沙的“盖棺论定”。现时代的中国已经在各个层面上都融入了资本支配的道路与规则之中,其中既有很大的机遇,也有致命的“达摩克斯之踵”,对学术和学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志向再高远,要想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志”也很难。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走上学术舞台,所能凭借的就是对学术的一腔赤诚,凭的是自己的学术伦理意识、扎实用功、坚持不懈。而年不分长幼、地不分南北,我们共享同一个舞台,在这样一个学术的大舞台上,我们不能停息,更不能止步。因为按照席勒的说法,我们要有“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die schoepferische Ruhe und der grosse geduldige Sinn),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维度中,我们可以参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世界的攀援过程。
在《歌德学术史研究》中,我曾经大致总结了中国的歌德学在已有基础上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至少应在以下方面下足功夫:一、 基础性工作。在适当时候考虑组织学界力量以“拾遗补缺”的方式推出《歌德全集》;进行较为系统的文本研究或者进行评注本的编辑工作;二、提高性工作。即在一般意义的翻译和文本研究基础上,拓展学术层面,打开思路,引入他学科的方法和路径,提升自家层次和学力;三、思想性工作。即在理论层面对歌德学有所发微,既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现代学术特色的“歌德学”传统,同时也对世界范围的“歌德学”有所贡献。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我们努力做到不尚奢华,追求对学术问题本身的推进。就其特点而言,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规模短小精悍,用德文是kurz und buendig;一个是主题比较新颖,一个是交锋较为密集。无论是讨论精神之象征与困惑之理想,还是知识语境与精英思想,都聚焦于歌德及其时代的精英人物展开论题;在研究方法上,既能从小处入手,有非常具体的文本分析,譬如有较为常见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也有很有趣的、较少讨论的女性形象和《埃尔佩诺》,但往往是小中见大,指向的并非就文本而论文本的狭隘。所以我们讨论的虽然是歌德,但不仅是文学世界,而且像世界文学这样的宏大命题也在关注之中。

至于说到命题的拓展,其实必然是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拓展。歌德本身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诗人和大思想家。所以借助不同学科的看家法宝来探测歌德这座富矿,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不论是从自然哲学角度考察作为自然研究家,还是其他角度作为艺术家、翻译家的歌德,还是要求变换视角观察康德、歌德、席勒等人与中国的关联,都显示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和新颖维度。至于把歌德放置在后来者如尼采、卡夫卡的视野中,乃至于讨论他的作品的汉译史的接受过程,都表现出场域流转与知识侨易的必然特征。

     美中不足的是,对于资本语境这个命题还有很大的重视和拓展空间。因为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属性日益凸显。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西方现代性标志,如何从器物、制度、文化等诸核心层面,不断演进,最后形成一种规定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歌德、席勒等生活的18世纪,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知识伟人诞生的时代,德国知识界出现了“天才一个接着一个来”的景观,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歌德时代”,这既与文化史的内在逻辑有关,同时也无法摆脱背后的资本语境和现代性背景之制约。而且这种资本语境规制,也直接关系到现时代的我们。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少年时觉得夸张,直到自己亲历,方知其乃甘苦之言。如何处理好这样一种关系,其实是对学人自立的一个重大挑战。但我想无论如何,有一点不应忘却,就是我们的位置是学者,我们的志趣在学术,我们必须“坚守位置”。看看学术史就很清楚,有那么多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刻苦用功的前辈,往往在晚年时慨叹自己未能成就,除却很多个体不可操控的历史原因之外,自己没有尽全力去把握方向也是重要因素。王瑶先生说过,大环境改变不了,小环境却可以自己创造*。在这样的时代,个体并非无所作为。或许陈寅恪先生的话有些高标立意,但它却是可以给我们以坚守的力量:“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1] 我们也许无法完全达致先生的思想境界,但至少可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希望凭借手中的利器,将中国的歌德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走向一种求知与致思的自由境界,为中国现代学术品格的真正奠立略微贡献一份个体的绵薄之力。这是我自己的理想,也与在座的各位同仁共勉。希望三十年后,当后世学者来再做学术史总结时,可以稍稍无愧于历史的进程;而我们作为历史的局中人,则稍稍无愧于曾经经历的大时代的沧海桑田。   
                                                  谢谢!                                                                                      2013年6月13日
原载: 中国歌德学会通讯 2013年6 第1期
转自:中国歌德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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